天津律師事務所推薦案例：1984年12月19日,粵港農業資源開發公司(買方)經香港東和科技貿公司介紹與日本科技貿易株式會社(賣方)在廣東省斗門縣簽訂了一份購銷飼料機器設備合同。合同約定:由賣方供給買方全新的飼料生產機器設備一套,價格為23,928萬日元,全套設備的生產能力為每小時2噸以上;賣方提供廠房、土木工程及機器安裝的設計圖紙,并派出工程師指導和監督設備安裝及試運轉操作;買方收到日本包銷產品保證書后21天內開出以賣方為受益人的不可撤銷的信用證,金額為21,600萬日元,余下的2,328萬日元由香港東和科技貿易公司直接付給賣方作為定金;賣方派出技術人員安裝設備的費用由買方負責;賣方在收到信用證后6個月內將貨物裝運完畢;全套設備到貨后在3個月內安裝完畢,經試運轉正常,產品達到質量和產量指標,未發覺缺陷后正式移交使用;如發生糾紛雙方應友好協商解決,解決不了則由國際仲裁機構仲裁,任何一方違約,對方有權要求賠償損失。

合同簽訂后,賣方依約向買方提供了廠房等工程建筑的施工圖紙。買方于1985年1月30日通過中國銀行珠海分行開出了以賣方受益人、金額為21,600萬日元的85/455129號信用證,并為籌建廠房征用了6,590平方米土地,按賣方的要求平整了土地、建筑了廠房,還與農民簽訂了橡草收購合同。香港東和科技貿易公司(買方合資方)則付給賣方定金和包干費132,00美元。

1985年11月23日,賣方將飼料加工設備運抵中國廣州黃埔港,買方即將設備運回斗門縣,并等候賣方依合同約定派出技術人員前來指導和安裝。1986年2月23日,賣方派出6人到斗門縣粵港農業資源開發公司安裝設備。拆箱后,發現設備的壓軋部件上有草莖殘渣和嚴重磨損痕跡,主要組件切碎機和兩臺成型加工機有明顯殘舊跡象,買方即申請廣東進出口商品檢驗局于1986年3月26日、4月28日出具了兩份檢驗證書,證明:賣方提供的飼料機器設備中有兩臺成型加工機的機殼外型不一致,其中一臺的部分六角螺絲棱角已磨損,螺絲銹蝕嚴重;機器鋼板已銹蝕成凹凸形狀;機內滾筒斜形裝置有明顯的加大填充料,經過焊接吻合,機器所涂銀料,覆蓋有植物飼料和銹片;切碎機的五組傳送鏈條部分鏈腳有磨擦槽,個別鏈子芯空隙大,切刀輪座生銹,固定切削器不鋒利。同時,壓扎機的轉動齒輪磨損,成品傳送帶的跑鏈部分銹蝕,砂導輪小軸已用損跑空。檢驗結論為:上述設備已使用過和有以舊翻新跡象。在商檢局檢驗期間,賣方派出的技術人員將成套設備安裝完畢,并在該設備的主要部件上注有英文‘‘ENGINEERINGTRADERsCORP”和中文“日本科技貿易公司”的標牌。在安裝和試運轉期間,賣方派出的技術人員將不配套的設備部件拼湊在一起,對設備部件進行了大幅度裁削改動。通過50天的運轉和試產,平均每小時產量僅為0.535噸,與合同所規定的每小時2噸以上相差甚遠。飼料成品含水率高達13.6%。賣方派出的技術人員用含水量75%的原料試產,也不能達到合同規定的成品含水率在12%以下。由于設備質量和生產能力存在嚴重問題,根本不能配套生產,買方一再向賣方提出異議。1986年5月15日,買方致函賣方,并附上商檢證書,要求賣方前來洽商解決辦法。但賣方復函否認所供設備是舊貨,拒絕協商。

買方于1986年8月18日和9月3日先后向我國對外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和該仲裁委員會深圳1辦事處申請仲裁。因為雙方所簽合同約定的仲裁條款不明確,我國對外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及其深圳辦事處均不予受理。之后,雙方又未能就仲裁機構的選擇達成新的協議,買方遂于1986年9月27日向珠海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法院判令將該機器設備退回賣方,由賣方賠償由此所遭受的經濟損失和支付本案的訴訟費、商檢費。買方同時還申請對其已開出的信用證項下的貨款予以凍結,暫停支付。珠海市中級人民法院收到買方的起訴狀后,通過審查認為:買方有訴權,予以立案審理。同時準許買方的訴訟保全申請,裁定買方開出的信用證項下的貨款暫停支付,待本案審結后再行處理。賣方亦按時提交了答辯書。賣方辯稱:我方已全部履行了合同規定的交貨和設備安裝調試義務,買方應支付全部貨款。同時提出:合同中已規定了仲裁條款,中國法院無管轄權;買方申請法院凍結其開出的信用證項下的貨款及珠海市中級人民法院準許買方的訴訟保全申請均違反了國際慣例。

賣方經我國法院兩次合法傳喚沒有正當理由拒不到庭,合議庭依照我國《民事訴訟法(試行)》第113條之規定,于1988年12月30日開庭審理了此案。經審理,法院認為,被告(賣方)故意將殘舊不配套的機器賣給原告(買方),以次充好,以舊頂新,違反了國際貿易中誠實信用的國際慣例,已構成欺詐行為。原告通過中國銀行珠海分行開出的信用證項下貨款不再支付。由于被告的欺詐行為,原告受到的經濟損失,應由被告予以賠償。具體判決如下:(1)確認被告的行為屬欺詐行為;(2)被告在判決發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80日內將已安裝之設備拆卸運走,所需一切費用由被告自行承擔;(3)原告通過中國銀行珠海分行開出的信用證項下已承兌匯票之貨款21,600萬日元,不予支付;(4)被告應賠償原告的貨款利息損失、商檢費用及經營損失等計人民幣2,211,349.78元;(5)被告所收定金和包干費退給原告,由原告轉交香港東和科技貿易公司。

本案是我國法院近年來審理涉外經濟合同糾紛中裁定銀行不予支付信用證項下貨款的一個典型案例。珠海市中級人民法院根據我國法律,參照有些國家對這類案件的處理情況,及時準許了原告的訴訟保全申請,裁定原告在中國銀行珠海分行開出的信用證項下貨款暫停支付,從而避免了原告遭受更大的損失,保護了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在國際貨物買賣合同中,憑銀行信用證付款是最常見、最主要的支付方式。因為采用這種方式比采用托收或買方直接付款等方式,對賣方收匯更有保障。根據國際商會制訂的《跟單信用證統一慣例》的規定,信用證是獨立于買賣合同或其它合同的交易,只要賣方提交的單據與信用證相符,銀行必須付款,至于貨物是否符合買賣合同的規定,是買賣雙方的事情,應由買賣雙方根據買賣合同的規定解決,買方(開證申請人)不以賣方(受益人)違反合同為由阻止銀行按信用證規定付款。但是由于近年在國際貿易中時常發生欺詐案件,諸如偽造提單、預借提單、以假貨充真等,使上述信用證獨立的原則面臨嚴重挑戰。如固守這一原則,在遇到賣方有欺詐行為時,銀行仍按單據在表面上與信用證相符即予付款,買方就會蒙受嚴重的損失。于是,有些國家的法律和判例認為,在承認信用證獨立原則的同時,應允許有例外,即如果賣方確有欺詐行為,買方可以要求法院下令禁止銀行按信用證付款。如美國法院曾于1941年在審理一起買賣合同糾紛案時,因賣方交付貨物存在欺詐行為而應買方的申請下令禁止銀行對賣方按信用證開出的匯票及單據付款。其后幾十年中,美國法院先后適用同樣的原則處理了幾個類似的案例。更值得一提的是,美國《統一商法典》在承認信用獨立原則的同時,也允許將欺詐行為作為例外。該法典第5—114條第2款規定:“除非另有協議,當各項單據表面符合信用證條款,但其中某份必要的單據在表面上不符合它在轉讓物權憑證中所作出的保證或者是偽造的,或者是帶有欺詐性的,或者在交易中存在欺詐行為,則:①…②在其他情況下,盡管開證申請人已經把欺詐、偽造或其它在單據表面上沒有顯露出來的瑕疵通知了開證行,開證行如出于誠實仍可對信用證項下的匯票付款,但有管轄權的法院可以禁止開證行付款”。根據該條款的規定,開證行在得知受益人(賣方)有欺詐行為的時候,只要單證表面相符,仍可繼續付款。但是法院如確認受益人(賣方)存在欺詐行為,則可以下令開證行拒付。

從本案的情況看來,按雙方訂立的合同,賣方供應買方的貨物應是全新的飼料生產機器設備一套,且全套設備的生產能力為每小時2噸以上?？墒墙浳覈虣z局檢驗證實,賣方提供的機器設備已使用過和有以舊翻新跡象。后經安裝試產也證實,該機器設備的生產能力也存在嚴重問題,遠遠沒有達到合同規定的水平。賣方故意將殘舊不配套的機器設備出售給買方,顯屬欺詐行為。珠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及時裁定信用證項下的貨款暫停支付的處理是完全合法的,并不違反國際慣例。

另外,賣方提出我國法院沒有管轄權的理由也是不成立的。誠然,當事人可在合同中約定解決爭議的仲裁條款。本案中的買賣雙方在合同第九條規定:“買賣雙方如發生糾紛,應友好協商解決,加解決不了,則由國際仲裁機構仲裁。”但該仲裁條款很不明確,沒有指出特定的國際仲裁機構。后來買方依此仲裁條款向我國仲裁機構申請仲裁,我國對外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及其深圳辦事處均以仲裁條款不明確為理由不予受理。繼而雙方又未能就仲裁機構的選擇達成新的協議。在這種情況下,買方只好依我國《民事訴訟法(試行)》第192條之規定,向珠海市中級人民法院起訴,請求司法解決。合同的簽訂地與履行地均在我國,很顯然,我國法院具有管轄權。況且,賣方收到我國法院送達的應訴通知書和原告買方起訴狀付本后,雖對本案管轄提出了異議,但向我國法院提交了答辯狀,作出了實質性答辯,應視為接受了案件管轄。

本案提醒我們:(1)在國際貿易交往中,對商業欺詐行為不能掉以輕心,正如前面所分析的,采用信用證付款方式,買方要承擔可能遭受賣方欺騙的風險。為了減少這種風險,賣方可以在信用證中規定,賣方必須提交一份由信譽卓著的商品檢驗機構出具的品質、數量檢驗報告,作為銀行議付貨款的單據之一,這種做法對于防止受騙上當有一定作用。當然,買方如確認賣方有欺詐行為,而且信用證項下貨款尚未支付,應及時請求法院阻止銀行付款。作為銀行,對本國法院發生的禁令是不能不執行的。(2)訂立仲裁協議須具體明確,不論是包含于主合同之中的“仲裁條款”,還是另外獨立于主合同之外訂立的協議,一般應包括仲裁地點、仲裁機構、仲裁程序和裁決的效力等四個方面的內容。如果訂得籠統、含糊,就會影響爭議的及時解決,不利于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